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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基本任务,保存和传承历史的记忆

发布时间:2019-12-28

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记忆。古往今来,尽管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但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大多仍旧存留在后人的心目中,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借助语言、文字等手段对历史记忆加以保存的结果。在远古无文字的时代里,人类的历史主要借助语言的形式传承延续,传说、神话、民谣、口碑等各种口头记忆的形式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人类的历史。然而,靠语言延续下来的历史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在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由于以讹传讹而造成的讹误现象。所以口头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后便迅速地沦为了人类保存历史的一种补充形式。相较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记忆形式,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记忆形式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量且更为准确地保存人类的历史。笔记、日记、档案、石刻、碑文、方志、历史著作等均为人类保存历史的文本记忆形式,其中笔记、日记、档案、石刻、碑文、方志等文本形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历史记忆,但它们所容载的历史信息大多属于历史片断式的不完全记忆,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唯有历史著作能够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的前因后果乃至细枝末节。

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与历史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大多有闻必录,将散于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历史》)开篇之初,即已告知我们,他的写作目的在于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及至中世纪,尽管西方史学在文笔流畅、修辞优雅方面不及辉煌的古典时代,但其保存历史记忆的基本职能却并未丧失。

图尔主教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的序言中写道:“尽管我言辞粗鄙,但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我们从加洛林史家的述说中也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如普鲁姆修道僧勒斋诺对于修史存志、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曾为加洛林史家的失职无为而痛心疾首。他在《普鲁姆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其著作将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迹传达给我们,然而有关我们自己时代的事迹却(无人述说),未曾有人打破这一连续的沉默,尽管它们距离我们更近,似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人类的活动业已终止,或许人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值得记忆,倘若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确曾发生过,那么一定是没有能够胜任其职的史作家把这些事迹付梓成书,史作家们由于粗心大意而趋向于无所作为。”有鉴于此,勒斋诺撰写了一部能够保存传承加洛林王朝全部历史记忆的史著——《勒斋诺编年史》。

加洛林时代的许多历史著作皆因保存历史记忆之需而被史家创作。其中在加洛林时代兴起、繁盛的年代记体裁(annals)即因记忆备忘之需而产生。通常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年代记以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形式呈现于世,之后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详实的大年代记。事实上,在法兰克王国,复活节年表仅仅是原始年代记最主要的载体,而非唯一的载体。

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同样也是原始年代记的载体,例如,在埃希特纳赫的殉教者名单上便出现了类似于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简短年度词条。这些原始年代记完美地体现了历史记载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因为这些记载在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上的年度词条诠释了殉教者、死亡者的生平事迹,保存了有关逝者的历史信息,生者能够透过它们追忆逝者,由此,对逝者的回忆和对历史的感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说上述原始形态的年代记保存的是有关个人历史记忆的话,那么修纂于修道院中的小年代记则保存的是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这些小年代记记载的主要是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将其定性为一种只关注修史主体(修道院)自身历史的内视性文献,并认为公元8、9世纪的小年代记纂修者不遗余力地修纂这种小年代记是为了构筑本修道院的历史记忆。在这些小年代记中,一些早于纂修者时代的历史信息也被囊括其中,以致人们对于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能够一直追溯至往昔的墨洛温时代,甚至一直追溯至遥远的古代。一所修道院据此能够寻找到某种历史认同感,其成员的精神情感也能找到某种历史寄托。

在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都带有某种回忆录的味道,它们是一种以回忆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僚属、随从对昔日恩主的追忆与怀念。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属于此类作品。爱因哈德在查理曼生前身为其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机密政事。他在《查理大帝传》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对于先皇查理的恩宠眷顾,铭感五内,无法释怀,唯有把先皇的丰功伟业著录下来,方能报恩于万一。他在序言中写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炸金花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是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

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反映了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尽管诺特克本人不是查理曼同时代的人,但他在写作《查理曼事记》的时候,采访了其朋友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阿达尔贝尔特系查理曼妻舅克罗尔德的部下,曾跟随查理曼参加了针对匈奴人(诺特克记载为匈奴人,实际上是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据诺特克所述,他年幼之时曾住在阿达尔贝尔特的家中,阿达尔贝尔特常常向他讲述一些有关查理曼征战的轶事。阿达尔贝尔特的回忆成为了诺特克写作的主要材料来源。除了上述两部史著,根据英国学者罗塞蒙特·麦克特里克特的考证,“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出自美因兹大主教随从之手的那部分《富尔达年代记》、虔诚者路易宫廷图书馆管理员杰沃德撰写的《克桑滕年代记》都带有一点回忆录的味道,反映的都是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

由此可见,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一直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在这一史学基本任务始终如一的前提下,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记忆的保存状况为何会有所差别呢?笔者以为这种差别不仅受社会文化水平、史家个人素养等环境、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书写材料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通过口耳相传的办法保存历史记忆。有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依靠文字保存历史记忆,但文字必须以书写材料作为载体方能予以呈示,自此之后,人类保存历史记忆的能力便开始受制于书写材料。倘若人类的书写材料不易长久留存,则只能保存下来较少的历史记忆。反之,倘若人类的书写材料能够长久留存,则能够保存下来较多的历史记忆。